题 目: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目 录
摘 要………………………………………………………………………………1 Abstract……………………………………………………………………………1
一、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掀起热潮的根源…………………………2
(一)接受土壤……………………………………………………………………2
(二)接受主体……………………………………………………………………3
二、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3
(一)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情况…………………………………3
(二)近代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汉译本特点……………………………………4
参考文献……………………………………………………………………………9
致谢………………………………………………………………………………10
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
摘 要:十九世纪末期,外国小说被大量译入中国,其中翻译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系列。虽然侦探小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但它一经译介到中国,就掀起了一股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翻译热潮。本文主要从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广大读者群体的需要两方面入手剖析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近代掀起热潮的根源;继而介绍了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情况,进一步探讨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汉译本的特点,系统地总结了晚清时期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汉译本的翻译特点。
关键词: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译介
侦探小说是西方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是以案件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领域的小说类型。英国杰出的“侦探小说之父”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他所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一经问世就迅速风靡全球,其中塑造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虚构人物。1896年,《时务报》刊登了张坤德译著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是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读者面前的首次亮相,很快就吸引大批中国读者,在国内掀起了一阵侦探小说翻译热潮。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程小青等十人所编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共收福尔摩斯探案44篇,成为当时最为系统、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本文将以1896年至1916年间所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在近代中国的译介情况。
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掀起热潮的根源
(一)接受土壤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从丧权辱国之中反思觉醒,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也在此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统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土崩瓦解,中国传统的旧文学体系也面临着新文学的冲击。
1896年之前的翻译大都集中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小说的翻译寥寥无几,直至戊戌变法前这种现象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译入中国,掀起了一场文学翻译热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了开启民智,开始极力推广和译介外国小说作品,强调外国小说的教化功能。梁启超指出,中国的传统小说“不出诲淫诲盗两端”[1],无甚可取之处,为了介绍西方的先进文化,翻译域外小说便成了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为主笔,是当时维新派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最早译入中国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就刊登于此。由于《时务报》在当时的发行量极大,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近代中国得以迅速传播。
(二)接受主体
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被译介到一个国家,并且要在新的环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除了文体本身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之外,也必定离不开接受者的支持。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兴起繁荣,甚至掀起了一股翻译热潮,首先要归功于广大的读者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扩大了市民阶层,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之余也对精神食粮产生了需要。
近代译介到中国的域外小说,只有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最受欢迎。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都被译者赋予了极其强烈的个人和政治色彩,侦探小说却因为它本身的政治性少得可怜,与当时的“改良群治”关系甚微。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政治功用,对侦探小说的翻译却并没有消减,由于侦探小说内容新颖、情节离奇,大大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和期待视野,获得了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热烈追捧。如陈平原所言:“就文学趣味而言,侦探小说是晚清介绍进来的所有小说类型中,最对中国人胃口的。”[2]
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
(一)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近代中国译介的情况
1896年,梁启超主办的上海《时务报》首次刊登了本报英文编辑张坤德译著的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这是最早译入中国的侦探小说。这四篇小说分别名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今译《分身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今译《最后一案》)。[3]由于刊登在《时务报》这样一份在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刊物之上,使得福尔摩斯探案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1899年,张坤德所译这四篇加上《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被命名为《新译包探案》,由上海素隐书屋出版。《新译包探案》中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和科学严密的逻辑推理,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中国读者。
除了《时务报》和素隐书屋的译本外,1901年,黄鼎和张在新合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集《泰西说部丛书之一》,包括柯南·道尔的七篇侦探小说:《毒蛇案》(今译《斑点带子案》)、《宝石冠》(今译《绿玉皇冠案》)、《拔斯夸姆命案》(今译《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希腊舌人》(今译《希腊译员》)、《红发会》、《绅士》(今译《贵族单身汉案》)、《海姆》。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记载,1902年,黄鼎、张在新又翻译出版了柯南道尔的《议探案》,但一直未见原本,不提。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了《续译华生包探案》,译者署名为警察学生,共收探案七篇。1903年,商务印书馆又译印了六篇探案小说,名为《补译华生包探案》,但都均未注明译者。1904至1906,周桂笙、奚若又翻译了《福尔摩斯再生案》,全书共13案,但周桂笙所译的后3案不详。[4]